中国历代都注意到了家礼在治家、治国上的重要性，因此相关的图书编辑工作，一直都有人做。南宋刘清之编辑的《戒子通录》是选录南宋以前的家训，编成的新参考书。这是学者的个人行为，类似的还有清代潘永因编辑的《宋稗类钞·家范门》和《清诗铎·家训类》这样部头非常大的类书。
力度更大的是政府行为。政府组织力量，不仅汇编了大量家礼典籍，还有非常多的官修书目和家礼文献编目，例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的《家范典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的礼书部分。这些书目大多保存在各朝正史的“艺文志”里。虽然有很多原书没能保留下来，但我们通过“艺文志”，至少能知道有哪些人写过家礼的书。像唐代名臣狄仁杰写过的《家范》，就是如今已经不存的家礼书。
有了编写者个人和政府的努力，家礼著作在中国历史上前后相继，形成了线索非常明确的系统：编这些书是对社会某些风尚的有感而发，编写的体例能反映文风，内容能反映学风；执行之后有了效果，又会改善世风。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。
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和史学家，他的《家范》是中华传统家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直接影响了后来朱熹编订《朱子家礼》。
司马光在书中说，圣人是以德、以礼传子孙，贤人是以廉、以俭遗子孙；如果只能看到田亩、粮食和金银财富这些外在的物质价值，只给子孙留下这些，就是愚蠢人的做法。于是，他在编订《家范》之外，还给侄子写了《与侄书》。他在书中告诫子侄，自己虽然身处高位，但朝廷上持不同意见的大权在握者还有很多。自己做事尚且谨慎，你们这些小辈怎么可以肆意妄为，令乡人痛恨，授人以柄呢！他因此说“我之祸，皆起于汝辈”。这其实是在告诫子侄辈，要言行谨慎，合乎自己的身份和家庭形象。
《训俭示康》是司马光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，通过引用对比节俭和奢侈两者间利害关系的事例，告诫儿子司马康要生活节俭、努力向学。信里的笔调从容亲切，丝毫不觉得严厉刻板。其中，还有好几个名句，是如今为人们所熟知的，例如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”。
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的《放翁家训》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家规文献。陆游训诫子孙，要保持节气，不能为了获取利益而屈从于歪门邪道，更不要追求高官厚禄，依官势欺人；不能为了衣食富贵，做市井小人的勾当，而应该以农耕为主业。子孙不要自夸炫露，不要跟达官显贵攀附；对身后事，要节俭从事。
读了这些教导，我们会立刻联想起陆游临终前的千古绝唱《示儿》：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《家训》和《示儿》都是写给儿子的，前者关心的是儿子个人的成长，后者是对故国的眷恋之情。从陆游对国家的感情，我们不难理解他对儿子高尚节操的要求，以及两者间一脉相承的情愫。
宋代的这类例子还有不少。南宋的孙奕在《履斋示儿编》中，就针对当世社会学风不端正，“虚名日竞，实学日疏”的情况，告诫儿子“做人、作文，俱要诚实”。叶梦得的《石林家训》在强调为国要尽忠，为家要尽孝道之外，还突出了要多读慎言的道理。
宋代之所以出现了大量的家礼书，是因为经过了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动荡，人们期望社会文化能尽快恢复往昔的繁荣，因此宋太祖在登基不久，就命令修《三礼图》，后来又命令儒士修《开宝通礼》等礼书。类似的工作，一直贯穿了整个宋代。而且，国家修礼对老百姓的关注也越来越多。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》里就高呼：“家人之道，不可不正也。”司马光通过撰写《家范》期望达到“家道正则天下定”，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。
他们的考虑和担心也是有道理的。在宋代，民间陋俗有非常强的渗透力，已经影响到了传统礼仪的执行。于是，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，在修身和治家上用功，希望能化民成俗，做到礼仪能纯正到位，又不奢侈浪费；既庄严隆重，又不至于互相攀比。
绍兴二十五年，在任泉州同安主簿的朱熹看到当时乡里贫民和富家子弟都“无婚姻之礼”的状况，提出了改善的办法。他主张选择《政和五礼》中可以参考借鉴的内容，修订出新的礼。朝廷接纳了这一建议，这才有了《绍兴冠婚丧祭礼》的问世。
士大夫对风俗给家礼影响的担心，宋代以后也有，只是各地的表现不同。明代的吕柟就说“江北婚礼浮于男，江南婚俗浮于女”，因为各地风气浮泛，已经跟古礼大不相同了！（《泾野先生礼问》）
但有的人家眼光长远，能发现行礼上的恶风、恶俗，并厉行改善。在康熙年间，浙江一户朱姓人家编写的家谱中就记载，我家世代以清白相承，每年春秋祭祀的时候，家人用糯米酿酒，准备佳肴，请族众致祭，以示饮福受胙之意。但问题就出在这酒上！因为渐渐地，众人饮酒必醉，成了种不好的风气，有时还会影响下年拜扫的时间安排。于是，这户朱姓人家商定，酒礼三行或者五行，不要超过七行；餚不超过五行。对酒食的量做了这样的限制，今后就作为定例执行，凡有违反，就要受罚。（《（浙江临海）朱氏约束》）
我们参照另一份道光年间的何氏享祀谱就能发现，这酒席容易滋事的例子，并不是上述那朱姓人家独有的问题。不过有的人家在族谱里事先就做了详细的规定，免得族人再犯错。这家何氏族谱里提到，行家礼的器皿重要是洁净，不要追求是否镂刻；食物不用山珍海味，时令菜品就好。还说酒席之后，只许申明条规，不许酒徒滋事，更不许高谈阔论。有讨论也是首事或者房长在讨论族里的大事，旁人静静听着就行，不许喧哗。违者重罚。（《（湖北通城）庐江堂何氏通城享祀谱》）
虽然上文的例子，有的是历史上父子之间的，有的是某个家族的规定，但看得出来也存在些问题，有的问题出在个人上，但更多地是来自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，以至于常常见到各家还要明确言行上的规定，免得出现有了过失却没有规则来施加惩罚的情况。
但总体上看，在改善社会风俗上，历史地方的行政首长起了非常正面的引导作用。翻看明清时期地方官的笔记，除了讨论政策和学问的内容，不少篇幅都用来评价地方风俗。有的说该加大地方上宣讲的力度，让法令能够下传，使地域偏远的乡村也能明白；有的说，该从各村中推举年高德劭的长者，在村里固定的地方，定期举行宣讲会，用乡里百姓都明白的话，把本不易理解的礼仪规范解释清楚，这样大家就都能自觉遵守了。此外，由于当时公布法令是地方官抄录后，以公开张贴的形式传达，有士大夫提议也应该采取同样办法来宣讲家礼。这样做，不一定会提升听讲者个人的文化水平，但对改善地方上的风气有好处；宣讲的人多了，而且内容统一，文风便能改善，童蒙教育也就好转了。明代的吕坤、杨东明，清代的名臣汤斌、陈宏谋都曾在这方面做过努力，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厚重的文献财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