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17世纪开始，中国传统社会开始了向现代社会转变，如何在保存传统的同时适应现实，成了新的问题；家礼也在新旧传统的争执过程中，日益引人关注。但中国传统家庭的结构未变，家礼的传承仍然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氛围，因此新旧融合，甚至更生出新意并不十分困难。这在礼仪和礼义两个方面都有体现。
事实上，回顾历史上家礼传承演变的历史就知道，类似的调整和变革一直是传统家庭礼仪的必修课。而在许多重要的关节点上，总有那么几位先行者成功地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，使家礼不仅没有被湮没在历史的发展与变革中，反而随着社会的革新而显出新的生命力。
翻看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实业家周学熙的《周学熙家语》（也叫《止庵家语》）会发现，他对子孙读书的事情非常关注，经常提“早知穷达有命，恨不十年读书”的话。他说无论家境是否富裕，不读书就无以在社会上立足；如果家境好，可以买书延请家庭教师，要是还不读书，没有立身的资本，实在是天地间的罪人！
周学熙在对读书的具体设计上，已经显现出时代变革之后的面貌了。他说首先应该读的，当然是圣贤的经书格言，其次是有实用性的书，例如论事、通讯、与人交接这些每天都要用到的文字。西文也是必学的，因为是如今“治事所需要”，但只能作为中文学习的辅助。而且，这正课、辅课，每天都要看、读、写，兼而有之。
此外还有关系到个人性情培养和作为交际应世媒介的楷书、图画、测绘等等。在周学熙来看，不论是学习模型图案、建筑图案，还是美术绘画，都是内可怡情，外可应世的训练，每天都要积累。
他对子侄们的要求是立定志气，选择课程，以五年为期，每天都不许间断。之后，一定会有所成就，不仅外人会刮目相看，自己的体验也会跟流俗鄙夫有所不同了！
为此，周学熙为子侄们规定了日常起居的时间表。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里，有十小时是入寝盥洗，还有四小时用餐和休息，这样至少有十小时可以用来专心做功课。这主要的四门课业是：
一、主课四小时，学习传统的儒家经典如《四书》和《诗经》，以及《朱熹全集》等格言，还有《资治通鉴》等政治书。
二、正课二小时，读古文和古人往来的公文书信等，此外是银行学、商学中挑一门。
三、辅课二小时，包括西文的阅读和翻译。
四、余课二小时，学习楷书和图画。
周学熙说，这四门课可以斟酌着排先后顺序，不一定要主、正、辅、余的次序，但要以不缺课为准绳。如果家中有应酬或家务，只能用休息时间，不能影响这四课。
对于政治书的阅读，周学熙还补充提了三点需要切实关注的内容：用人、理财和治军。对这些课业，光看不行，书中的句子要熟读，还要分类做笔记。要多准备空白本子，按照“义理精”、“制度善”、“文笔佳”、“词句美”这几条标准记录下来，中文、西文都应该如此学习。（《周学熙家语》，乙丑四，1925年）
日常起居要每天六点钟起床，不能因迟起而伤身败家。早餐要清淡，不要过饱。餐后读《朱子全集》一小时，温习古文诗一小时，写楷书一小时。午饭后温习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等传统儒学经典，精读《资治通鉴》。晚饭后从七点钟开始，看历史上的治家格言一小时，包括《近思录》、《颜氏家训》、《呻吟语》、《菜根谭》等。十点钟就寝，之前还要静坐一小时休息身心。平日里要注意戒滥涉，戒多言，戒妄念。（《周学熙家语》，丁卯九，1927年）
从周学熙既重视经典的阅读，也留意西文的学习，还注意商科、银行学的新事务来看，家庭礼仪中传统因素和新元素的交融并不显得冲突，各自的主次位置也非常明确，遵从者也有章可循。
其实，传统和新事物两厢杂陈的情形在当时社会非常普遍，两者协调也并未见尖锐的冲突或矛盾。我们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婚礼上，就能看出这传统与前卫的融合。
面对当时已经兴起的西式婚礼风潮，家长是这样要求的：对比欧美各国婚姻，虽然婚事可以由男方直接向心仪的女子当面提出，但也得自己考量是否有婚姻的资格，看对方是否愿意。否则，被拒绝了，岂不尴尬！若女方接收了请求，男方要禀告父母亲长，向女方父母亲长正式送求婚书。但有趣的是，如果双方已经达到了自由结婚的年龄，可以不受此环节约束。
在双方父母亲长允许之后，女方可以邀请男方宴会，或者约会游园，也可以接受订婚男子的保护，甚至代谋一切，包括经济资助。订婚时，男方只赠给女方指环就行。之后是以阳历参考的婚期，举行婚礼的时间多在下午三点钟以前。
在婚礼上，这时已经有了新娘倚着父兄亲长的右臂，直上礼场后，坐在新郎右侧的环节了。结婚的证书规定要用官纸，新人依次填写，证婚人宣读、签字，而后新娘挽着新郎的胳膊，缓步而出。
之后是婚宴，除了吃喝的酒食以外，还要由新娘亲自持刀切饼，分给来宾，这饼叫作“新娘饼”。而后，新人和宾客互相贺答，有时还要讲些有趣的故事，以助兴致。最后是新人更换服装，开始蜜月旅行。（《（湖南湘潭谭氏）婚礼新制则要》，1933年木活字本）很明显，这一流程跟现在流行的婚礼程序，差别已经不大了。
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婚礼来看，一方面当时人觉得古礼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，需要斟酌损益；另一方，强调要遵从“礼之所宜”的原则，使调整后的婚礼“不泥不悖”。就是既不违背传统家礼，也不泥古。这要求并不简单，但即使是处在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时代里，兴除传统家礼，还是要以溯古迎新为基础。
当然，将新元素融入传统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。首先被大家所喜闻乐见的是形式上的变化。清初的朱永纯就注意到了推行家庭教育的难度，于是改用格言的形式写家训，名叫《治家格言》。这本书篇幅不长，才525个字，却流传极广，在民间被制成了匾额悬挂。也许是沿用了这种文字少、形式活泼却效果好的做法，晚清的张寿荣也用韵语写家训教育儿子，名叫《成人篇》。这本书的内容一点儿都不简单，讲的是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。为了追求形式统一，韵脚一致，作者还加了注释，好让年轻的读者理解。这篇400多句的家训读来朗朗上口，流传也非常广。
我们对中华传统家礼文化，不难形成这样的看法：家礼是中国历史上通行的家庭礼仪，在狭义的冠、婚、丧、祭以外，还有内容更广泛的家内训导、劝诫以及林林总总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。但在颜之推、司马光、朱熹和之后数量众多的家礼著作规范家庭礼仪的同时，社会上的家礼实践，一直经历着调整和变革，以适应人情和社会实况。这与家礼的规范看似矛盾，其实不然，究其根本，就是家礼要“从宜”的根本原则。“从宜”是为了人们的生活更美好，更有秩序，也更文明、发展，这跟礼是互相表里的。只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复杂，人的生活也日益多样和多元，难以整齐划一，但以人为本、合乎其宜的要求却始终不过时，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，都给了我们许多这样的例子。
